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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谁指挥的武汉保卫战

  • 2023-10-18 08:39:38

抗日战争时期谁指挥的武汉保卫战

抗日战争时期谁指挥的武汉保卫战

1937年11月25日,军事委员会军政部次长、第15集团军总司令陈诚到达皖南宣城,其任务是收容和整理在淞沪会战中溃退下来的部队。此时日军已开始向南京攻击前进,一度反蒋的湘军唐生智就任南京卫戍总司令,但能够调集起来尚有战斗力的守城部队不超过15万人,由此可见,整顿参加上海作战的其他50万败军是何等重要。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总指挥)

次日凌晨,陈诚的指挥所便遭日机轰炸,当场阵亡三名卫兵和重伤二名参谋,而陈诚本人毫发无伤,因自嘲:“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到1938年1月,南京已经陷落二个月,在徐州会战和兰封会战结束后,侵华日军的下一个目标显然就是“九省通衢”的华中重镇武汉。

日寇“华中派遣军”为实施武汉攻略特别组建了第11军,下辖五个师团和一个支队、两个重炮旅团,从关东军调来冈村宁次中将担任军司令官,负责沿长江两岸向西攻击;同时以第2军从大别山两麓迂回武汉以北,近30万日军自6月11日奔袭安庆开始正式实施战役,扬言在8月15日之前拿下武汉。

(第九战区司令长兼陈诚)

早在南京沦陷之前,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即搬迁至武汉,武汉当时已经是中国的政治中心,蒋介石当然就在武汉坐镇,因此武汉保卫战真正的战役指挥实际是蒋介石本人。当时云集在武汉外围及内线防御阵地的中国军队高达100万人,必要的指挥层级还是需要健全的,年初蒋介石吸取南京保卫战的教训,决计选派嫡系将领出任“武汉卫戍总司令”,从而顺畅指挥和掌握部队。

按道理这一职务应该归于黄埔系二号人物何应钦,当时的军委会“四巨头”分别是: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长白崇禧、军令部长徐永昌、政治部长陈诚,去掉桂系的白崇禧和晋绥军出身的徐永昌,既然放弃黄埔系的何应钦,蒋介石最终还是选择了着力培养的第一心腹陈诚。

(参谋总长何应钦)

陈诚果然是“必有后福”,不仅卸掉了在军政部屈居何应钦之下的次长一职,转任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同时一下子成为了当时中国大部分野战部队的总指挥官,就职后立即任命土木系大将郭忏为“武汉警备司令部司令”,同时着手部署武汉会战的作战计划,很是春风得意。选择陈诚其实也有道理,因为1936年他曾经代理武汉行营主任,对武汉及其周边情况有一定了解。

但是有一个人不干了,那就是桂系老大、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他当时正指挥部队在长江以北且战且退,也将成为保卫武汉的重要力量。李宗仁在北伐期间已经是第七军的军长,而陈诚当时不过是第21师的上校团长,现在要他和桂军接受陈诚的指挥,自然不爽,于是借着生病回到武汉养了起来,白崇禧跟着一起推波助滥,蒋介石知道麻烦来了。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

权衡再三,军事委员会终于在1938年6月21日作出决定,武汉会战的作战序列调整为:蒋介石自兼总指挥,新设第九战区,所有野战部队分属第五和第九战区指挥,其中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所部,下辖孙连仲第三兵团和李品仙第四兵团,负责在长江北岸的大别山南北两麓抵抗日军东迩久宫第2军和第11军第6师团的进攻,李宗仁“抱病”期间,白崇禧担任第五战区代理司令长官。

长江南岸的防御由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挥,所部下辖薛岳第一兵团和张发奎第二兵团,负责逐次抵抗日寇冈村宁次第11军的溯江西犯;同时成立武汉卫戍区,以陈诚的铁杆兄弟罗卓英担任卫戍司令。

(武汉警备司令郭忏)

为了安抚陈诚,同时下令其兼任湖北省主席、湖北全省保安司令、湖北军管区司令、军事委员会军官训练团教育长、三青团书记长等职务,以致于日军方面称其为“蒋委员长的后继者”,至此,武汉会战的军事指挥问题告一段落。

武汉会战长江南岸的作战打得还是可以的,期间取得了万家岭大捷等战役的胜利,从6月到10月底与日军展开了一系列英勇的防御作战,使敌在推进中付出重大代价。而武汉的沦陷,也始于北路日军于10月24日窜至黄陂,攻破武胜关后已逼近汉口门户,当天军事委员会决定放弃武汉,总指挥蒋介石离汉赴湘(衡阳),陈诚率第九战区司令部退往长沙。

(武汉军民誓师)

抗日战争时期谁指挥的武汉保卫战

武汉保卫战的总指挥是蒋介石,前后历时4个半月,总体上实现了消耗日军有生力量,打破其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那蒋介石指挥的这场大会战打得如何呢?

战略目的

抗日战争爆发前,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曾对蒋介石说过,中日必有一战,中国要做好加速整军和持久抗战的准备。

后来在法肯豪森的主导下,国民政府修建了战争铁路网,德系兵工厂,并打造了持久战的防御体系,比如长江沿线的要塞,都是德国军事顾问团的杰作。

目的是利用中国的战略纵深,拉长日军的战线,并消耗其有生力量,将日本拖入战争泥潭,最终战胜资源匮乏的日本。

所以说武汉大会战总设计师是法肯豪森,而蒋介石只是将这个战略执行到位。

双方力量对比

国军以第五、第九两个战区部队参加武汉保卫战。第五战区总司令李宗仁(白崇禧代理了2个月),下辖23个军。第九战区总司令陈诚,下辖27个军,总兵力近110万。

另外,国军作战飞机200架,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作战飞机100多架,舰艇30多艘。

日军总指挥畑俊六,主力作战部队是第2军及第11军,兵力总计25万,另外,日军还有5个师团10万多人的后备力量。日军作战飞机500多架,舰艇120多艘。

就双方战斗力对比而言,国军稍处劣势,但考虑到是由德国顾问团设计的防御体系,从理论上说武汉大会战应该算一场势均力敌的战役。

国军士兵表现如何

武汉大会战结束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统计伤亡数字为:阵亡254628人,负伤40多万。伤亡率高达60%,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出,战争打的很惨烈,同时也反应了国军兄弟,作战勇敢不怕牺牲的精神,不亏为中国好男儿。

武汉保卫战中,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战斗。以富金山战役为例,淞沪会战后仅剩的一个德械师36师,凭着1万多人,面对日军2个师团4万多人的轮番进攻,坚守富金山十天,完成任务后,整个师仅剩不到800人。

国军作战很勇敢,又付出这么大伤亡,那日军伤亡如何呢?日方公布的数字是3.55万人,而国民党统计的数字为25.6万人,显然双方的数字水分都很大。但总的来说,双方伤亡不成比例,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蒋介石任人唯亲、赏罚不明、指挥不畅

武汉会战初期,日军波田支队,只不过是个台湾混成旅,杨森一个集团军仅抵抗一夜就放弃了安庆城。

蒋介石大怒,但听杨森说是他嫡系部队提前撤离,导致暴露了他右翼而不得不撤退时,这么大过失竟不了了之。

蒋介石明面为平衡各方势力,但暗藏私心,以致将指挥系统分为:军事委员会、战区、兵团、集团军、军团、军、师。

也就是说老蒋的一条命令,要经过5层才能到达师级作战单位。同样道理,有战机时,需要请示也要经过这个流程。仗这么打多半时候都是被动挨打的局面。

马当要塞遭受日军攻击时,守军拼死抵抗,并寻求支援,而16军军长喝醉了酒。求救电话到了战区,战区长官白崇禧命令167师从公路增援,师长薛蔚英不听战区命令,而听军部走小路,结果贻误战机,导致马当要塞失守。

后来为了夺回马当,出动2个军,付出惨重代价还是无功而返。本来是重创日军的要塞,到头来却重创了自己。

再比如胡宗南虽同日军激战20多天,还是丢了信阳。李宗仁下令胡宗南退守桐柏山一带,并掩护鄂东大军撤退。

但胡宗南不听命令私自跑到南阳,不仅让友军遭到重创,还丢失了平汉路的门户。

战区最高长官都指挥不动部队,主要就是蒋介石包庇嫡系将领,赏罚不明所致。

综上所述,武汉大会战总指挥蒋介石,他的抗日决心值得肯定,但军事指挥水平实在不敢恭维。会战之所以能达到战略目的,主要都是勇敢的国军基层官兵拿命换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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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谁指挥的武汉保卫战

武汉保卫战是八年抗战中日两国军队之间最大规模的一场正面较量,当时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亲自指挥了这场会战。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首都南京被日军攻陷。日军的气焰空前嚣张,日本侵略者认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日军可以乘胜追击拿下武汉、广州。虽然之前号称的“三个月灭亡中国已经破产”,但在拿下南京之后的半年,要灭亡中国似乎还是有把握的。

当时国民党高层的不少人在南京陷落后对抗战前景感到悲观,在武汉的防守问题上,国民党内也有两种不同意见。

一部分人认为,徐州失守后,武汉失去依托,不如主动放弃武汉,将国军主力撤到长江以南和重庆,在那里构筑防线,以逸待劳阻击日军。

另一种观点认为,武汉九州通衢之地,战略地位重要,如果不战而放弃,势必在战场上陷入更加被动的局面。丢弃对国外国内都无法交代,动摇军心、民心,万不可取。所以,为了提振士气,保住武汉交通要道,务必死守武汉。

最后,蒋介石在权衡利弊之后,下决心全力以赴、坚守武汉。蒋介石下令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制定保卫武汉的作战计划,武汉会战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进行的。

武汉保卫战的指导思想就是争取以武汉外围为依托,跟日军打消耗战。在外围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挫败敌人攻势,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振奋民心军心,为以后的战略调整赢得时间,一举扭转中国战场敌攻我守的被动局面。

蒋介石作为中华民国的最高指挥者,中国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亲自指挥了武汉保卫战。

(当然,虽然蒋介石亲自指挥很感人,但是他的指挥水平确实不高,倒不如把部队交给更专业的人来领导)

为了打好这场战役,蒋介石决定新编了第九战区,由第五战区和第九战区全部主力负责守卫武汉。 两个战区总共有14个集团军、50个军的兵力参战。另外空军和海军方面,派遣飞机200架,舰艇30余艘参加战斗,国军方面投入的总兵力达到110多万人。

值得一提的是,苏联人组织的航空兵,也以志愿队的形式参加了武汉保卫战。

日军方面,以2军和第11军为主力,投入兵力25万进攻武汉,总指挥是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田俊六。其中日军将领冈村宁次指挥的第11军几个师团担任主攻,另一路由东久迩宫稔彥王指挥第二军主力从大别山北麓侧面进攻武汉。另外,日军海军和航空兵300余架飞机和120艘军舰投入了进攻武汉的战斗。

武汉保卫战从1938年6月11日日军波田支队进攻武汉外围城市安庆开始,到10月27日日军攻占武汉全城(武昌、汉口和汉阳)结束,共历时四个半月。

此战,国军阵亡25万人,受伤四十余万人,伤亡超过了半数。而日军方面,国军宣布歼敌25万,日军宣布阵亡3万,显然双方的数字都有很大水份。

但可以肯定的是,日军遭受到了重创。侵华日军在武汉会战中几乎投入了全部机动兵力,在此战之后几年都没有再发动大规模会战,也没有再向西突进,证明经过此战后的日军已经是强弩之末,再也没有力量继续向中国内地扩张。

武汉会战和南京保卫战的仓促撤离、损失惨重、全军士气低落不同;武汉保卫战中的国军是主动撤离,并不是南京保卫战中的“溃退”。

同时,由于给日军造成了重大伤亡,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结束侵华战争的美梦,彻底改变了战场敌我双方攻守态势。

全军将士因为武汉保卫战士气空前高涨,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 武汉保卫战以后,日军再也没能力组织像武汉这样的大规模会战,日本法西斯不得不面做出打持久战的准备,短期内灭亡中国成了无法实现的战略目标。

抗日战争时期谁指挥的武汉保卫战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5月,日军攻陷徐州后,积极准备扩大侵略战争。决定先以一部兵力攻占安庆,作为进攻武汉的前进基地,然后以主力沿淮河进攻大别山以北地区,由武胜关攻取武汉,另以一部沿长江西进。后因黄河决口,被迫中止沿淮河主攻武汉的计划,改以主力沿长江两岸进攻。4日,日军华中派遣军调整战斗序列,由其司令官畑俊六指挥第2、第11军共约140个大队25万兵力负责对武汉的作战。以冈村宁次指挥侵华日军第十一军5个半师团沿长江两岸主攻武汉;东久迩宫稔彦王指挥第2军4个半师团沿大别山北麓助攻武汉。以及海军及川古志郎第3舰队120余艘舰艇,日本第一个飞上天的飞行员德川好敏的航空兵团500余架飞机,另以华中派遣军直辖的5个师团分别担任对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区的警备任务,以巩固后方,保障此次作战。为了进行武汉作战,日军大本营在华中地区集中14个师团的兵力。直接参加武汉作战的是第2军和第11军共9个师团的兵力,约25万余人,以及海军第3舰队、航空兵团等,共有各型舰艇约120艘,各型飞机约300架。在徐州失守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增强指挥机构与作战能力,决定调整作战序列,于1938年6月中旬新编第9战区。同时决定以第5、第9两个战区所属部队保卫武汉。参加武汉保卫战的部队以及空军、海军,总计14个集团军、50个军,作战飞机约200架,舰艇30余艘,总兵力近110万人。各兵团部队自6月开始分别利用鄱阳湖、大别山脉等天然屏障,组织防御,保卫武汉。武汉会战历时4个半月,以国军主动撤出武汉而告结束。就战役而言,日军占领了武汉三镇,并控制了中国的腹心地区,取得了胜利。但就战略而言,则日本并未能实现其战略企图。日本大本营认为“只要攻占汉口、广州,就能支配中国”,于是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发动武汉会战,迅速攻占武汉,以迫使中国政府屈服。为此还规定“集中国家力量,以在本年内达到战争目的”、“结束对中国的战争”。但是,中国政府既未因武汉、广州的失守而屈服,日本的侵华战争也未因日军占领武汉、广州而结束。据日军发表的统计资料,第11军战死4506,负伤17380人,第2军战死2300,负伤7600人,还有900病死的,连同海军及陆海航空兵的伤亡人数,总计约3.55万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根据各部队战斗详报统计的日军伤亡人数为25.6万人。很显然,日本发表的数字偏低,而军令部发表

抗日战争时期谁指挥的武汉保卫战

武汉保卫战期间,作为守方的中国军队曾数次换将,而且作为主要作战指挥官之一的陈诚也经常让薛岳代为指挥,那么究竟谁是武汉保卫战的指挥官呢?

首先从战略层面上说,在武汉保卫战中,中日都有鲜明的战略意图,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两侧是中日共同选择的前期决战之地,战争双方都极为重视。就战略制定和督战最高长官而言,无疑蒋介石才是总指挥,毕竟李宗仁和陈诚都不能担负战略决策的责任。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蒋及其参谋部对战争局势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武汉保卫战对中国的意义,并不在武汉本身。武汉是日军势在必得的交通要枢,敌强我弱,国军的优势在于持久战,因此既要以武汉拖住日本,又不能将有生力量全部放在武汉。武汉会战于中国军队而言,其目的并非保有武汉,而在于争取时间部署西南,所以就此而言,放弃武汉并非失败。

再来说说武汉保卫战的实际指挥者。中日战争双方都是举全国之力,日本全面侵华是多线共同进攻的策略。为了应对战争形势,中国军队在全国分战区作战。淞沪会战以后,李宗仁压缩第五战区的防线,在长江北岸布防;而陈诚指挥第九战区则在长江南岸策应作战。可以说长江南北各有一个指挥官。6月上旬,会战重心在长江北岸,到7月即转移到长江南岸。7月6日,因李宗仁牙疾就医,第五战区由白崇禧代为指挥,到9月白崇禧亦患病,遂交李宗仁指挥。白、李之间虽然来回换将,但总的来说白只是代理,并不会影响战局。白、李二人同为桂系台柱子,是关系亲密的政治同盟,而第五战区的军队多是桂系或亲桂系的地方军,因此仅有白、李两人可以稳妥地指挥这些杂牌军。中国军队战力不及日本,且是防守一方,因此对指挥官的要求是稳重者更加胜任,“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才是正途。白能稳定军心,所以他未必不如李亲自指挥。至于长江南岸的第九战区,则是以中央军薛岳军团和李汉魂军团为主力,其指挥者只可能是蒋的肱骨陈诚,薛岳此时并没有陈诚那样的地位声望,在这样的大会战里,薛仍然不可能真的取代陈诚的位置。

武汉会战中,中国军队投入上百万人,且是多面作战,兼所纠合之军队派系纵横,因此很难统一指挥,统筹全局。李宗仁所率川、滇及部分西北军,在国民党政府都有自己的代言人和利益链条;陈诚所部除中央军外,还有部分东北军,因此指挥官的选择已不仅是军事问题,更是政治考量。在彼时彼刻,陈、李也许不是最好的选择,但一定是最合适的人选。

抗日战争时期谁指挥的武汉保卫战

1938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了适应新的战略方针的需要,重新调整了部署,将全国划分为6个战区和1个武汉卫戍总司令部。第一战区程潜;第二战区阎锡山;第三战区顾祝同;第四战区何应钦;第五战区李宗仁;第八战区蒋介石兼任;武汉卫戍总司令陈诚。

武汉卫戍总司令部的组织规模与战区平级,负责全区的备战工作。其下设武汉警备司令部,司令为陈诚“土木系”的郭忏。后来又曾设了江防军总司令部,任命刘兴为江防军总司令。

1938年5月,蒋介石得到情报,说日军可能兵分3路进攻武汉。同年6月,蒋介石在武汉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并任命薛岳为武汉卫戍区第1兵团总司令。同时为了适应新的战局形势以增强机会机构和部队的作战能力,组建了第九战区,以陈诚为司令长官(陈诚仍兼任武汉卫戍区总司令)。

第九战区下辖第1、2兵团,主要负责长江南岸的作战;第五战区负责长江北岸的作战。第五、九两战区协同作战,阻止日军西进。两战区的作战区域大致为长江沿线,但是长江北岸的武穴、田家镇部分及武汉卫戍区总司令部归第九战区统一指挥。

因此,武汉保卫战的最高指挥官有两个,分别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

抗日战争时期谁指挥的武汉保卫战

一九三七年的八。一三淞沪抗战和十二月开始的南京保卫战,使国军主力死伤十分惨重,在接下来的武汉保卫战中,惨痛的现实使他面对巨大的武汉地图作出深深的沉思状,他的奉化普通话在军委会会议室响起:武汉三镇必须守卫,但又守之不易,武汉北面一马平川,无险可守,城区又有长江分离,城外湖沼遍地,非用兵之地,各位:战武汉而不守武汉,我们的战场在远方、请看,潜山、太湖、双门关、武胜关、幕阜山、大别山和长江,都是我军最佳作战的天然屏障。

何应钦的贵州腔普通话语速缓慢到一字一顿:军委会命令:陈诚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辖两大作战兵团、薛岳和张发奎分任总司令,共辖五十八个师,四十万人枪。

白崇禧任五战区司令长官,辖两大兵团、以李品仙,孙连仲分任总司令,共辖三十八个师。

两个战区分别在长江两岸与日军十一军、第二军展开一场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武汉大会战。

抗日战争时期谁指挥的武汉保卫战

所谓伪军,就是在外国侵略军队的刀枪之下,为掩人耳目(掩盖其侵略的真面目)组织起来的傀儡政府的傀儡军队。表面上,傀儡军队是由傀儡政府指挥,实际上,连同傀儡政府带傀儡军队,统统由侵略军指挥。

只要外国侵略军队一撤军,或者一失败,傀儡政府和傀儡军队立即完蛋。

这就是所谓的伪政府和伪军。

现如今的伊拉克政府和伊拉克的政府军,就是典型的伪政府和伪军。伪军是没有可能指挥侵略军的,只有听从侵略军指挥的份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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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会战: 由蒋介石 陈诚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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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昌将军陈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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